画师请了大表哥吃饭，午饭丰盛极了，大表哥见到菜单要付多少金币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心里寻思这些人的钱要么是大风刮来的，要么这些人挣的金子大概跟自己身子一般重。

　　而当洛拉给了饭店跑腿的当差足足三十苏（1法郎＝20苏）的时候，这个外省人更是瞠目结舌了。

　　大表姐那里也给小费，只不过一次只给一个苏。

　　他们大吃大喝了一顿，总共吃掉了六打奥斯坦德牡蛎（生的，用刀撬开壳后直接把牡蛎吸进嘴里）、六份苏比兹牛排（全熟，这时牛排只有全熟和半熟之分）、一只用切开的番茄与蘑菇装饰的烤鸡（番茄和蘑菇只是为了造型）、一盘蛋黄炒龙虾（里边放了很多黑胡椒），咸豌豆（下酒利器），一份裹着面油炸的蘑菇（很咸），喝了三瓶波尔多葡萄酒、三瓶香槟酒，外加好多杯咖啡和甜烧酒，冷盘还不算在内。

　　自然的，其中一多半进了大表哥的肚子里，巴黎物价太贵，大表哥不舍得对自己好一点，还是在表弟一再表示“没关系”之后，才敞开了肚皮大吃大喝起来。

　　席间，大表哥妙语连珠地把巴黎褒贬了一通，这位外省制造商抱怨四斤重的法式全麦长面包（古典版本，现在人们印象里那种能够装好几根在袋子里一起抱回去的长面包是第N代改良版本）重的像把步枪，还是没配重的那种，房屋太高，路人之间彼此太冷漠，巴黎太寒冷多雨，以及公共马车太昂贵，这一切都讲得那样妙趣横生，使两位艺术家对大表哥大为亲近，这也是他们对巴黎不满的地方。

　　酒足饭饱之后，洛拉要大表哥谈谈自己的官司。

　　“这事还有余地，”洛拉说，“你看，大表哥，在巴黎无论好事坏事、正当不正当，什么都能办到。这里什么都能办成，什么都能办坏，什么都能重来。”

　　这时，表兄弟俩和毕西沃正在街上上散步，从这头走到那头，从一点到两点时分。

　　“巴黎是个应当学会演奏的乐器。只要我们在这里呆上十分钟，我就能给你上一堂课。喏，你看！”

　　画师举起手杖指着从歌剧院小巷走出来的两个人对他说。

　　“折是揍马列？（这是干什么呢？）”喝的有点上头的大表哥飙出一句方言

　　两个行人里一位是老太太，她戴着一顶在货架上搁了六个月的帽子，穿着一件招摇过市的连衣裙，披着一条褪色的苏格兰花格呢的披肩，她那张脸说明她曾在一个潮湿的住所呆过二十年，鼓鼓囊囊的拎包说明她的社会地位不比一个退休的女门房高。

　　她的女伴是一个轻盈苗条的小姑娘，她那密布黑色睫毛的眼睛已经不再天真无邪，脸色表明她非常疲乏，轮廓优美，肤色鲜艳，头发浓密，肩膀还很瘦削，是个尚未成熟的果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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